朱松发从珠穆朗玛峰刚回来。也许是巧合，在即将与他见面的时候，我正在读《老人与海》。我被其中的一段记录深深吸引：……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，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。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。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，除了那双眼睛，它们像海水一般蓝，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……

　　在城市的高楼上，我们相见了。我看见他愉快的倔强的眼神。坐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画家，而更应该是一个彻底的旅行者。我同样注意到他的手，老茧丛生，经历了岁月风霜的打磨。他应该是空手回来的，连一副“鱼骨架”也没有，但他却是如此的满足和幸福。

　　一场雪花刚刚落下。静穆的城市，夜晚璀璨，灯火辉煌。这是我今年以来第一次见他。依旧风尘仆仆，依旧淡定从容，目光深邃，仿佛看到很远的地方——应该是他眼中的山水，是与别人不一样的山水。

　　每个画家都在思考变法。朱松发一直在进行着超乎寻常的超越。所以，当他刚从珠穆朗玛峰回来，我就知道这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一次旅行。但还是让我有一些震撼，毕竟能够有勇气上珠峰的人不是太多。

　　如同他的画，始终走在最前方，在队伍的前面，独自奔跑，与后面的人拉开距离。他必须站在别人没有站过的地方，才会发现“风景的别样”。他的独行侠的个性，成就了他独特鲜明的画风。也使得他一直站在另外的地方看世界，阅读人生。

　　这时空的拉开，让他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和无限想象的空间。所以阅读朱松发的画，在第一眼就开始拽住观者的视线。他就像一只狂奔在茫茫戈壁上的狼，在无限广阔的空间里，他的呼喊穿透苍穹……

　　中国书画延续了几千年，直到今天，仍然散发着水墨之香。生命因水墨而灿烂，笔墨因时代而精彩。朱松发把自己置身于中国绘画的长河之中，上下求索。所以，一直以来，他始终在追寻着前方的自己，追问未知。这种超乎寻常的冲击，也铸就了他向当代中国画坛发出叩问的力量。几乎每一次展览，他的作品都会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“当你身临于珠穆朗玛峰，其实看到的也就是一片造山运动时留下的巨石，裸露的冰河，和近在咫尺的云朵”。朱松发一直是在一个人行走。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、写生。这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

　　再回头看他的作品，也就能读到作品中传递出的大境界、大视野，当然，也是大从容。

　　这次，他必须去。虽然是一念之间的冲动。珠穆朗玛峰仿佛就注定在那里等待。傲然独立，看人间如烟云。这样的召唤一旦与冲动碰撞，是无法阻挡的。

　　站在5000多米的珠峰上，一切归于大虚无。

　　此刻，他完全是一个彻底的旅行者。越往高处，越是人烟稀少，直至剩下最后的自己。当年的徐霞客也是，一开始的队伍轰轰烈烈，热热闹闹。到最后，也就剩下他独自一人了。

　　如同中国山水画，到最后，自然也是纯粹之极，完美之极，孤独之极。

　　去年朱松发西北行，虽然第一天遭遇车祸，车子被甩出十几米，但最后居然还是有惊无险，保险杠折裂，当大家都在担心犹豫的时候，他决定继续前行。去了却唐诗中“阳关、玉门关”的情结。而其实，真的到了目的地，其实只是一处黄土堆，荒芜的沙漠，以及萧瑟的秋风。但心却到了，也就释然了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人是无法停却的，必须要前行。从六七十年代的人物画，转到画梅花，到后来焦墨山水的形成，朱松发的每一步都在荆棘中跋涉，他越来越清晰地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

　　著名美术评论家徐恩存说：“他的画风一味霸悍，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体现，与文人画的清雅枯淡，呈现出明显的对比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，事实上在凝聚和释放一种生命大写意的精神，也是这个时代民族精神的骨力显现。

　　我似乎悟到了他作品中密密麻麻的草书的寓意，不是具象的代表，而最后归于一种符号。我们可以把这符号理解成中国文人的情结，一种无法释怀的情感表达。

　　“缥缈孤鸿影”。他把自己藏在徽州，在巨大的能量里面，他信马由缰。

　　我曾经在一篇评论中写道：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大师出现可能的话，也许，朱松发就是那个离大师靠得最近的那个人之一。朱松发不仅仅是安徽的，更是中国的。他的每一次超越都令人振奋。

　　以下是登峰访谈实录：

　　记者：这是第一次去西藏吗？

　　朱松发（以下简称朱）：这是第二次。

　　记者：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上珠穆朗玛峰？

　　朱：根本没想过。有的人西藏都不敢去，更何况是珠穆朗玛峰。

　　记者：你这次怎么想去了？

　　朱：这次也没有心理准备，我下决心去，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。人生很有意思，有时准备很长时间，甚至一辈子，却终不能成行。

　　记者：你这次登峰有准备吗？

　　朱：必须有准备，得有人保护你呀！这次去，开了两辆越野车，三位小伙子随行照顾，准备了足够的氧气和药品。

　　记者：那个时候的海拔是多少？

　　朱：我们住在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定日县，海拔就已是4600米了。那天晚上高原反应非常明显。睡觉时感觉整个人都是漂着的，吃饭也没有胃口，有一种明显失重感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迈步困难。我们三点多钟起床，四点钟出发。行进了一百多公里的山路、土路。天亮时，才抵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。

　　记者：天亮是什么感觉？

　　朱：那天天气出奇得好。慢慢地，阳光洒在珠穆朗玛峰顶，庄严、肃穆、圣洁。大美无言，撼人心魄。那时气温已是零下四五度，风很大。车子在大本营5200米的地方稍作停留，又越过冰河向上走了一段，不能再走了，我们又下车继续前行。这时候，每迈一步都非常艰难，随同的导游小伙因为快走了几步，嘴唇和脸色发紫，令我们非常担心。

　　记者：可带氧气了？

　　朱：氧气是带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用。我这样做也是在考验自己的体能和意志。结果是：我挺过了。

　　记者：此时此境你作何感想？

　　朱：铺天盖地的冰河上，巨大的鹅卵石群随处可见。有的有几间房子那么大，这些鹅卵石是当年地壳运动所形成的，特别壮观。我想攀登的过程就是敢于舍弃的过程。当你在高处，最深刻的感受是荒寒、清冷、无限和崇高。但却又是寂寞的，有一种透骨的寒意向人袭来。不由使人想到苏东坡的诗句：“高处不胜寒……”

　　记者：你在那里停留了多长时间？

　　朱：我在那里画了两张速写，拍了些照片，也躺在河床的鹅卵石上，喘息了片刻。一共呆了两个多小时。返回时在观景台回望喜马拉雅山、珠穆朗玛峰等五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，尽收眼底。

　　记者：好像你今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？

　　朱：嗯，是的。年初，去太行山写生一段时间。去西藏之前，去杭州看了黄宾虹画展。是为纪念浙江省美术馆落成典礼举办的一个开馆大展。所有经典作品都拿出来了。那又是一座艺术的高峰。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宾虹91岁时画的两套册页，完美之极。画面的笔墨构成，包括款印，无懈可击。他的笔墨已演化成他的符号和境界，令人敬佩之至。

　　记者：好像之前你去过澳门，也看了一个展览？

　　朱：在这之前，我应邀请到澳门参加展览的同时，有幸看到“明末清初遗民书画展”，让我又受到一次震撼，获益匪浅。其中，新安画派的梅清、戴本孝的一批作品精彩极了。他们艺术的高度让我对他们又有了重新的认识，他们用作品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的别人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峰！

　　记者：你怎样理解这些前辈的高度？

　　朱：就像登高峰一样，不是每个人都做到的。其实，当你真的登上去的时候，所见的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光辉灿烂。高峰往往给人一种孤独的感觉。高是和寒和冷连在一起的。

　　记者：高处不胜寒？

　　朱：是的，这使我想起了黄宾虹晚年深感知音稀少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客居京华，寂寞久矣！他甚至对人说，真正看懂我的画，要到五十年以后。这就是大家在艺术的高峰上所发出的感叹，耐人寻味。

　　记者：你也一直在追求自己的艺术高度，在当今中国画坛，你怎样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？

　　朱：我一直没放弃跋涉和攀登。高度永远在自己脚下……